先秦两汉魏晋实用论和表现论笔记
刘若愚在其《中国文学理论》一书中通过宇宙、作家、作品、读者四要素的联系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分成六种类型，分别称为形上论、决定论、表现论、技巧论、审美论以及实用论。
倘以作品与宇宙、读者或作家的关系，来解释一件作品，那么实用理论体现作品与读者、宇宙的关系，表现理论则体现作品与作家的关系。
刘若愚认为最后一论实用论是“六论”中影响最大的理论，它注重创作过程的第四阶段，把文学看作是实现政治、社会、道德、教育等目的的手段，在中国由于儒家的推崇，其影响自然最大。
诗的实用概念的表现，可以在《诗经》中找到。《诗大序》中含有一些强烈的实用宣言。一方面，它从统治者的观点，规定出诗的政治功用：“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另一面从臣民的观点描述诗的政治功用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；主文而诵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”
当然先秦时期最主要的是孔子在《论语》中所体现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。孔子和早期儒家皆认为诗应该关怀政治情形。
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“思无邪。”
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
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
不学诗，无以言。
这些评语显示出对诗的道德内容和影响在实用方面的关切。孔子认为《诗经》是辩才的范本以及道德激励的泉源，是自我修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。在孔子那个时代时常引用《诗经》的句子，断章取义，以间接暗示一个人在外交或国事场合所抱持的意图。这里所含的极端实用的态度是毋待证明的。
孔子又说：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 兴，强调诗的审美启发作用，引发联想，朱熹解为感发志意，孔安国解为引譬连类。观，强调诗的认识作用，郑玄注观风俗之盛，朱熹解为考见得失。群，强调诗起沟通团结作用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：群居相切磋；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：和而不流。怨，强调诗起干预现实、批评社会的作用，是孔子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孔安国注：怨刺上政；黄宗羲《汪扶晨诗序》：怨亦不必专指上政。
儒学确立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开始，文学的实用概念实际上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有些人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，或从统治者的观点，认为文学有助于统治，或从臣民的观点，认为文学是批评和抗议的手段；另一些人则强调文学对个人道德的影响。东汉王充曾有“文人文章……载人之行，传人之名也……然则文人之比，劝善惩恶也。” 郑玄强调诗歌的惩戒功能：“诗者，弦歌讽喻之声也。自书契之兴……于是箴谏者稀，情态不通，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饥其恶。”曹丕在《论文》的末段写道：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陆机在《文赋》最后一段提出文学的政治和道德功用：“济文武于将坠，宣风声于不泯。”
实用理论批评家也谈论文学与“道”的关系和文学与个人性情的关系，前者他们认为文学是宣扬“道”的工具（形上论认为文学是“道”的显示），后者他们认为文学是陶冶或调节读者之性情的手段（表现论认为文学是作家个人性情的表现）。
而最早的表现论是原始主义，它认为文学之有诗歌乃是人类普遍情绪的自然流露，体现于《尚书》的“诗言志”说。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 对“诗言志”的分式加以细述，最有名的见于《诗大序》——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 很清楚地强调感情的自然表现。
我们发现，《诗大序》中同时表达出鲜明的表现论和实用论。然而结合后文，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”《诗大序》这里说的似乎仅仅指政治情况所产生的感情而不是别的人类感情。
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论里，表现的对象不一：或认为是普遍的人类情感，或认为是个人的性格，或者是个人的天赋或感受性，或者是道德性格。认为“志”是“心愿”或“情感意旨”的批评家，发展出表现理论；而认为它是“心意”或“道德目的”者，时常将表现概念和实用概念结合在一起。
从曹丕的《论文》开始，表现理论趋向个人主义，着重个人的性格甚于普遍的人类感情。曹丕的“气”的概念，是基于气质的个人的才赋。
陆机的《文赋》对表现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。“遵四时以叹逝；瞻万物而思纷。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” 文学是感情的自然表现，而如此表现出来的感情，是作家对“自然”的敏锐反应的结果。“课虚无以责有，叩寂寞而求音；函绵邈于尺素，吐旁沛乎寸心。” 写作行为不仅是表现的行为，而且是创造的行为。
曹丕和陆机的观念，由刘勰加以发展或修正。在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中他提出文学的表现概念：“夫情动而言形，理发而文见，盖沿隐以至显，因内而符外者也。”如同陆机，刘勰将情与理并列。在《情采》中，他再次表示情理并重：“情者文之经，辞者理之纬。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。此立文之本源也。”
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，在《诗品》序的开端，也肯定了诗的表现概念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；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”在此，“气”指自然之生气，不是个人之生气，而诗人以情感反应外物，然后将此反应表现于诗，这种观念与陆机和刘勰一致。
不可否认，在书中刘给出了一个明确清晰的理论框架，但这六种类型的文学理论并不是孤立的，当我们细读作品的时候，会发现大部分文学作品都会至少涵盖一两种类型，多则五六种。
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大都还只是一些片断的论述，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；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，而不是纯粹的、单一的；蕴涵于哲学、政治思想体系之中，而不是以论述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；文学思想和艺术思想、文学理论批评和艺术理论批评总是浑然不分。因此刘氏说：“我对六种理论加以区别，并不意味着有六种不同的批评学派存在。事实上，中国批评家通常是折中派或综合主义者；一个批评家同时兼采表现论和实用论，是常有的。”古人在进行创作时，并没有明确的按照哪个类型来创作，也不会旗帜鲜明的站到哪个派别，感性的中国人只是感悟斯情，有感而发。
